当我还在国内的时候，听到最多的是美国的朱丽亚、科蒂斯、柏克利等音乐学院的大名，或者是俄国的莫斯科、圣彼得堡。德国学派在国内叫得不是很响亮。只有到了欧洲，才知道，德国学派（或欧洲学派）与俄国学派才是音乐界公认的两大学派，而根本不存在什么美国学派。诚然，许多活跃于世界舞台的著名演奏家来自美国，但大都是在欧洲（俄国也属于欧洲范畴）成名，后到美国发展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也为演奏家们提供了更多的舞台及商业机会。欧美音乐界称之为“欧洲生产，美国包装”现象（其实，近几年亚洲也为世界古典乐坛展开了输出活动）。


美国的音乐音乐高等教育和德国的迥然不同。就器乐演奏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更偏重理论，而德国更推崇演奏技术。这点台湾人最明白。因为历史上台湾和美国的特殊关系，大部分台湾音乐人才都是美国造。个个都具有PH.D学位头衔。而在德国，正如前文所述，对于表演艺术，其最高学位是Diplom(Solo)，即所谓演奏家头衔。而这个Diplom，我们通常都翻译成硕士的。台湾也是这样。因为台湾没有和德国签署相互承认彼此学历的文化协议，Diplom(Solo)在台湾仅被当作硕士对待。而且台湾仅承认德国四所音乐学院德毕业文凭，即：前文提到的柏林艺大，汉诺威、科隆以及慕尼黑音乐学院。因此好多台湾学生在德国拿到学位后，辗转赴美，再去美国搞一个PH.D!


通常而言，对汉诺威音乐学院学习器乐表演的学生而言，只有在通过最初的Diplom(ME)学位时，才会写一篇几十页的论文。此后，无论是Diplom(KA)，还是最终的Diplom(Solo)，都无须再写什么文章了。但是其毕业考试相当难。例如，KA考试，除了要有一个小时的Kammermusik（室内乐）外，还要举行一个近一个半小时的个人独奏音乐会。对于Solo而言，就更难了。要有不低于三场的和大型乐队合作的演出，外加一场个人独奏音乐会。因此读Solo一读读上四五年是很平常的事。因为和大型乐队的合作是需要机会的。相对而言，在美国，无论是什么专业，最后都要有Paper的，当然，最后得到的也是博士学位。


有一个小故事或许很能说明汉诺威音乐学院和朱丽亚音乐学院入学考试门槛儿的高低。前几年（大约是2003年），有一个来自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二年级的钢琴考生来报考汉诺威音乐院。此人系德国人，而且还是汉诺威人，最终却是名落孙山。这是前文提到的那位好运的中国女孩儿告诉我的。


汉诺威音乐学院的中国“大腕儿们”


现在在汉诺威音乐学院就读的中国学生有十几个人了（不含台湾、香港），主要分布在钢琴和手风琴两个专业。其他的专业弦乐有一两个，声乐一两个，作曲一两个。其中的名人主要来自钢琴专业，比如有前文提到的肖邦大赛金奖得主李云迪，拉赫马尼洛夫第一名沈文裕，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陈萨（也是肖邦第四）。还有一个据说在国内，特别是在北京颇有名气的王啸寒，听说也得过几个不痛不痒的钢琴比赛的名次，此人家里衬点儿小钱，整天开着一大奔上学校，属于自我感觉良好型，其实，在汉诺威音乐院，此等人物尚难入流。另一个更可笑，叫做张海鸥，是中央音乐学院周广仁的弟子，在乌克兰霍洛维兹国际钢琴比赛中得过第二名（也是一个轻量级的比赛），从此自己感觉也是个腕儿了，大冬天的也戴着他那副价格不菲的墨镜，搞得自己像个暴发户似的，说多土有多土。最可笑的是他的一张演出海报，当然也是那幅墨镜行头，如果不仔细看说明，我以为还是给哪个眼镜牌子作广告的。那才叫做一个恶心！


现在国内音乐界上空漂浮着一股很浮夸的风气。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名气，在国际比赛中得到个名次，国内的媒体就会马上给你带上“钢琴神童”、“音乐天才”的光环，甚至“大师”的皇冠。好象突然之间，中国成了古典音乐的摇篮。我认为，这种风气要不得。如果纯粹的按照天才的概念来说的话，也许只有沈文裕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天才。到了德国你会发现，在欧洲，象李云迪式的“天才”大有人在。而且有一点我感触非常深。那就是中国的“天才”和“神童”都是在父母老师的严厉督促下，甚至棍棒的威吓下培养起来的。郎朗是这样，李云迪亦然。当然不能否认，他们是具有非一般人可比的悟性和天赋。在欧洲，在德国，按照他们的伦理和教育方式，这样的天才也许最终会沦落成一个普通人。因为，欧洲人追求的是一种和谐教育，父母和孩子是一种朋友关系。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如果爸爸威胁他，不好好练琴就把他锁在屋里的话（离屁股吃亏的地步还远着呢），他立马儿就会拿起电话报警。几年前李云迪的妈妈来德国时，还会拿一板凳坐在门口监督儿子在家练琴，而郎朗的父亲更是夸张，竟然连跳楼自杀以死相逼的法儿都想的出。因此，同样被誉为钢琴神通，俄罗斯的基森（Evgeny Kissin）的成长之路就和郎朗他们不同。其最终的成就也远远高于郎朗。


说实话，我非常不喜欢郎朗的演奏，更不喜欢他的虚伪和做作。看他演奏我就来气，就像屁股上长了个超级大痔疮。纽约时报的音评家评论他今年与纽约爱乐乐团在林肯中心的演出时说，没有多大进步，还是延续了他一贯的表现主义风格。他的最大能耐在于，总是能恰到好处的发现镜头在哪。他们父子深谙工业社会表演艺术与现代媒体的关系，因此作秀本事天下第一。去年郎朗来德国的Braunschweig演出，许多中国学生慕名而去，演出结束后，有几个中国学生来到后台，向他提出合影的要求，没想到被郎朗一口回绝，答曰：必须经过他的经纪人同意。这一点李云迪就比郎朗强的多。在汉诺威，无论何人何时，无论照片还是签字，李云迪总是有求必应，没有一点儿架子。只要有机会，郎朗就不会放过作秀的机会。还是远在2001年的时候，郎朗刚到美国之初，在一次接受华语记者的采访中，手里就拿着一本莎士比亚原著，还大言不惭得海吹，他只读沙翁原著，因为只有读原著才能真正领会到沙翁的伟大和深刻。那是我来德国第一次看郎朗的访谈。从此我对其印象急转直下。我台湾的朋友给我说了一个有关朗父的故事更是令人喷饭。好多初到美国的台湾学音乐的学生，听说朗父开了个考前辅导班，于是慕名而至。上了第一堂课后便大呼上当，原来，朗父是在给大家演示如何在台上做那些故作陶醉状得张牙舞爪的动作，以便吸引评委眼球。我考！真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儿子是钢琴演奏家，父亲也便成了钢琴教育家！


平心而论，郎朗得演奏技巧还是不错的，也有很强的音乐表现力。但是我认为他的演奏并不象人们对其评价的那么高。所谓名不副实。前年在奥地利的一个音乐节上，我有机会看到郎朗和诸如阿格里奇（Argerich）、基森（Kissin）等许多大师的同台演出，郎朗的演奏在八个人当中是最“出采”的，全场的观众都被他的摇头晃脑症给晃晕了。有一段他和基森的双钢琴，作为当代两个最有名的钢琴神通，在台上，高下立分。基森演奏得含蓄深沉，意味深长，而郎朗我只记住了他的动作。其实郎朗的成名只能说是运气好。一个小柴比赛的第一名其分量比之老柴、肖邦等大赛的第一名差的远了。当初如果不是安德列．瓦茨突然生病，郎朗临时顶替他登场，也许今天就不会有郎朗的盛名。


李云迪作为郎朗之后我国的有一个在欧美舞台崭露头角的青年演奏家，在很多方面还显得很稚嫩。我想如果他有一个朗父似的监督人，那么他的进步会更快些。在汉诺威，他慢慢的被一些留学垃圾给带坏了。一心只想着如何多开音乐会，而没有去思考怎样趁青春年少去多加积累，增加沉淀。到德国三四年，还不能用德语进行日常对话。平时上课和Vardi交流，都是用他那半生不熟的英语。最近他又发奇想，想向大提演奏家马友友看齐，要申请去读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但是哈佛大学提出的条件是，每年至少要有6-8个月的时间在哈佛读书，而不能仅挂一名，只想走穴。哈佛从来就不缺什么名人，多你一个李云迪少你一个李云迪，对于哈佛来说无关紧要。这位李云迪想想不合算，因为他实在没有能读出学位的把握，最终放弃。他只想学马友友的皮，而不去学马友友的肉。通过这些事我想，无论是郎朗还是李云迪，最终都成为不了马友友那样的大师。


最后再简要的说说沈文裕。沈自12岁即赴笈德国，在汉诺威学习生活了也有四年的时光吧。最近听说他和他的老师Kemmerling闹矛盾，回国了。在国内的采访中，沈文裕信口开河，扬言要拯救什么古典音乐。我听了真为他感到悲哀。在欧洲，古典音乐一直没有死，而且一直很受欧洲人的喜爱，古典音乐演奏家是一种极受人们尊敬的职业，一场古典音乐的名家演奏会的门票卖的比流行歌星演唱会的门票贵多了，谈何拯救？我劝他，先想想去如何拯救自己吧。浪费了一个真正的天才那才是可惜。而且沈文裕还说，他的老师总是想赚他便宜。我就更不明白了。Kemmerling是欧洲钢琴界的大师级人物，说名，名声比你沈文裕高出何止百倍；谈利，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子，功已成，名已就，即使现在不能登台了，但是其财产也不是你沈文裕所能比拟的。那他到底要贪你那方面的便宜呢？更离谱的是，他说老师威胁他离开德国就不发给他毕业文凭。你以为德国的毕业文凭也和中国国内那样容易得到的吗？没有学完所需课程就可以随便拿到毕业证，在德国，那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说不定那是Kemmerling的一片苦心呢，因为我想他也舍不得让一个音乐天才就这样沦落的。也许，一个15岁的孩子还不能完全体会一个人的良苦用心吧。希望他的父母会替他多想一想。否则，又是一出伤仲永的悲剧。中国的新闻媒体，你就少跟着瞎掺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