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滚石中国》2006年11月号，作者张微微
见到董亚千的时候，他刚从北京买曼陀铃回来，“乐队录小样会用到它。”他的乐队从成立那天算起，已有10年历史，这在石家庄属于奇迹。“其实我们乐队多半时间是处于半解散状态。”他苦笑道。“10年来我们的演出是屈指可数的”，把正式、非正式的都算上，他能数出来五六次。
1996年，董亚千和他的小学同学姬赓、张培栋组建乐队，最早也是Copy“涅盘”等国外乐队的作品，98年年底开始尝试原创。几个人都非常喜欢美国的“盲瓜”（The Blind Melon）乐队，所以把自己的风格也就定为类似于“盲瓜”的非主流/民谣摇滚。此外，还把主唱沙侬.胡恩（Shannon Hoon）小女儿的名字－－Nico作为乐队名。董是主唱兼吉他，此外负责创作；姬赓弹贝司，张培栋打鼓。
1998年 The Nico创作了第一首作品，99年该单曲收录于“镭典丽声”出品的合辑《非常次序》中。用姬赓的话说，这歌发表了但“没什么影响”。不过，他们的作品，包括董的吉他水平和张培栋的鼓艺，在石家庄摇滚圈里很快得到高度评价。《我爱摇滚乐》杂志主编朱晋辉非常喜欢他们，想把他们推出来。“晓朱那时候算准经纪人吧，每周跟我们聚，请大家吃饭，有时候还给我钱花，一直鼓励我们好好做，可我老写不出歌。再后来，我就得抑郁症了……”董亚千说。
“董亚千从小爱打架斗殴，经常……………（此处省略n字－。－|||）。后来玩摇滚之后收敛多了，但性格还算非常开朗吧。”姬赓怎么也没想到这样的人会得抑郁症。99年秋天，董亚千得病，乐队处于瘫痪状态。
“当时说白了就是心气太高，太着急，自己想要的东西跟现实差距太大。”当时，董认为自己禀赋超群，足以成为摇滚明星。“可是又觉得周围环境烂，资讯、机会都不行，自己很急，而越急越写不出东西。”于是，他的心理问题日渐严重，“当时非常较劲，总觉得英文歌儿才是最好的，只有英文才和自己的音乐形式匹配。可我又觉得作为中国人，怎么也唱不出那种味道……至于中文歌儿，当时觉得已经全都不是歌儿了。”没过多久，他的抑郁症发作，脾气变得非常暴躁：“一上来劲儿就什么都干不了，想寻死，还摔家里东西，尤其是琴。别人舞台上摔琴那是表演，我是真摔，一连摔了好几把。”
2000年，姬赓考上长沙的一所高校，只有假期才能回来参加排练。随后，吉他手崔旭东加入，但乐队基本上没什么演出。
董亚千吃药不见效果，后来就去秦皇岛疗养。疗养期间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练琴，“姬赓跟我从小玩到大，在乐队里他是我的精神支柱，他不在的时候我根本没心情写歌，没兴趣琢磨摇滚，就是一个劲儿练琴。我甚至都忌讳弹摇滚乐，而是弹爵士、布鲁斯，比如John Scofield。”
他在秦皇岛结识了一帮当地乐手。“大家在海边租房子住，养了两条狗。平时还排过‘盲瓜’的作品。”这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病情逐渐好转。
当年被很多人誉为石家庄第一鼓手张培栋，01年离队去日本上学，不久回国，他已告别摇滚乐，现在在一家公司上班。02年，新鼓手荀亮加入。“荀亮跟张培栋一样，可以说是有偏执倾向的技术狂。他苦练了两年多的时间，就远远超过张培栋，成为石家庄第一。”
同年年底，乐队更名为“万能青年旅店”。同上次一样，还是姬赓起的名字。“我觉得我们乐队这些年太败了，所以换名字冲冲晦气。改了名后还请了一次客。”
随后，姬赓写了乐队第一首中文歌词－－《不万能的喜剧》，并花了3天时间说服董去演唱。“姬赓跟我聊了很长时间，我算是别过来那股劲儿了。之前的歌都没词，都是用点英文单词胡唱的，现在终于有一首带歌词的歌了，而且还是中文歌词。”董最近很喜欢听左小祖咒的唱片。“现在我觉得英文歌不是歌了。”他在沙发上大笑。
2004年，荀亮离队，加入“红色浆果”乐队，开始走流行路线。该乐队曾多次为“超级女生”们的巡回演唱会伴奏。同年崔旭东离队，回到此前合作过的“旺财”乐队。次年奔赴成都，加入“声音与玩具”。而姬赓则完成本科学业回到石家庄，在河北师范大学读英语系研究生。
姬赓回来后，乐队的创作和排练又提上了日程。今年4月，他俩招募了萨克斯手冯玉良，大提琴手鲁轶以及小号手史立。乐队终于完成重组，开始录制包括4首乐队作品在内的不插电小样－－《废人们都在忙什么？》
回到石家庄后，董亚千也唱过酒吧。“有次正唱着呢，台下黑社会开始混战，我就再也不去了。”最近，他找到一份在石家庄郊区教琴的差事，每周去上几次课。姬赓则边准备硕士论文边忙乐队的事。“不管录得怎么样，录完音就开始排练，然后多搞点演出。”
董亚千弹了会儿曼陀铃，然后停下来收拾东西去录音棚。“那时候觉得自己很牛B，但其实音乐上很多东西是没能力控制的，这几年得病也不是件坏事，经过这段时间的折腾，我倒觉得自己对音乐更有把握了。乐队走到现在这个份上，大家也都不着急了，我有信心再写出来好歌儿。”
他最后说了一句，“以前老想当摇滚明星。现在觉得当摇滚明星是小蛋仔儿的想法，我要当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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