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80年代的时候开在纽约东村的酒吧后来被“非法取缔”了，虽然这并不是他离开纽约搬到北京来住的原因。Michael很乐意回忆当年他酒吧里的“盛况”：乐队云集，观众狂热。“现在的纽约不好玩了，”他说，“像 CBGB，现在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演出，差不多已经成了一个游客观光的地方，毕竟它还是太有名了。”北京恰恰相反，新鲜、生动、无数东西正蓬勃地往外冒， “过上五、六年，也许北京会和纽约一样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也说不定。”
Michael是五道口附近新开的酒吧 D-22的老板，他的第二职业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白天在学校里教书，晚上过来操持酒吧，这对Michael来说其实算不上太大的角色转换。音乐从来都是他课堂上一个热门话题，而晚上演出的时候，也时不时的有学生过来和他打上声招呼。
让Michael感到激动的是他在北京遇到的这些做音乐的年轻人，像守望和沈静，让他看到了当年纽约的那股子鲜活劲儿。他们年轻，热爱音乐，有创造力，并且心态放松。“我不会，也没有能力告诉他怎么去做音乐，应该往哪个方向去都是他们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我能做的就是提供这样一个环境，让他们能有地方排练、演出和交流，比较放松地考虑音乐的问题。”
守望和沈静是Michael最看好的新一拨音乐人的代表，他们乐于尝试，发现声音，变换各种玩法。他们不再像他们玩摇滚的前辈一样跟生活硬碰硬地“磕”，守望每天上课、做实验、排练、演出。沈静在考导游证，现在时不时地带着老外去趟野长城。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说，靠音乐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干点别的事来养活自己的爱好，很正常。沈静说她这几年好像生活也没什么变化，每天起床、上网、听音乐，有时排练和演出，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似乎对生活也没太多要求，干着自己喜欢的事就挺幸福。
D-22上下两层，细长条的结构，墙刷成红色，桌椅和舞台是黑的。它离清华、北大不过几步路，对面是万圣书园。当初把地址选在这里，就是因为身在大学区，方便学生们来看演出，那种有毅力骑自行车从海淀跑到燕莎桥附近到“两个好朋友”看演出的，毕竟还是少数人的疯狂行为。可是有次一个学生过来拜访，演出还没开始就要走，Michael 好心留客，让人多坐会儿看看演出，结果学生回答，必须走，12 点寝室就锁门了。于是推广中国的音乐，Michael 说的坚决，地铁改成二十四小时跑；大学里取消十二点锁门的规矩。现在经常在 D-22 出现的，除了外国人，大多还都是戴眼镜，穿简单 T 恤，一脸学生气的年轻人，认真地看演出，认真地喝啤酒，认真地鼓掌叫好，虽然在午夜钟声敲响前得立刻遁去。
而外国人几乎是北京一切演出场子的主力观众，在 D-22也是一样，比起中国艺术和中国电影近两年在国际上的风头，中国音乐的影响力显然已经落后了不只一个时代。
Michael 觉得中国人缺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大部分人愿意花巨资看场交响乐，或者听帕瓦罗蒂颤巍巍地往那个高音 C 上一次次费劲地冲刺，但是酒吧这种音乐演出的场所尚且没有进入大众文化的范畴。它是极为小众的、另类趣味的、和地下文化紧密联系的。而被冠上“地下”两个字就意味着脱离主流和孤军奋战。“即便是在酒吧，一个很烂的国外乐队的演出可能爆满，但是非常棒的中国音乐却没有人来听，”他说，“在纽约、伦敦或者柏林，人人都觉得自己喜欢的音乐就是好音乐，不需要别人的认同，你会看见不管多好的还是多坏的音乐都有人很热情地喜欢，纽约还有另外一种现象是，一个乐队可能在纽约特别有名，但出了纽约什么都不是，不过他们不在意，他们就只关心纽约的观众。”Michael 觉得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让中国人关心中国的音乐，这也是他对 D-22 寄予的希望。
守望和沈静的 White 最近一次在 D-22 的演出正赶上阿根廷和塞黑的一场比赛，一堆人坐在门口聊天，守望在撩拨他的吉它，沈静在头上绑了个样子奇怪的金色帽子站在门口，得等大家看球看爽了演出才可以开始。几个人瞎聊说组织一个北京文化生活一日游挺好，带老外去三里屯，五道口，野长城就发给沈静吧······收门票的也是个戴眼睛的学生，看似很老练地说，啊，你们是守望的朋友啊，那直接进去吧，以后多来几次就好了。演出前酒吧里的小“报幕员”说今天他们要录音，请大家配合保持安静。果然安静，只有古筝和效果器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