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有的人会从中看到不断向前的状态中我们正在缺失的东西。很难用风格之类的术语来描述。具体到和这个网站的关系，我个人希望这些缺失会有可能成为中国独立音乐的必要内核。
什么纪录片可以一放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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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井大造，1970年代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当代日本重要的帐篷剧导演。他和佐藤满夫们在山谷的实践提供了“宋庄模式”和“798模式”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第一次见到樱井大造的人不会想到他是导演。身量敦实，花白的凌乱卷发，胡子茬上好像撒了一把盐。蓝色的羽绒服上有挺大块的洗不掉的污迹，脱下羽绒服，星星点点的羽毛留在毛衣上，樱井走过的时候，一个听讲座的听众从他后背上摘下最大的一朵。
去年9月在北京城乡接合部皮村演出了帐篷剧，今年2月18日，樱井大造又把拍摄于1980年代、至今以两月一次的频率在日本全境巡回放映的纪录片《山谷——以牙还牙》带到北京。因为题材敏感——东京山谷地区的打工者为争取自己的权益与黑社会以及治安警察抗争，《山谷》拍摄过程中两任导演喋血街头——摄制完成之日，全日本所有媒体都做了报道，最初几年，“无论租多大的场子，都有观众进不来”。
用《山谷》放映委员会的标准来衡量，北京的放映只能算非正式的“内部放映”，观众多为帐篷剧的关注者。正式的放映会面向大众，有专门的主讲人，他们从各自专业角度切入话题，把二十余年前纪录东京日雇工悲惨境遇的纪录片嵌套进自己当下的工作和思考中。有时候，放映现场被现代艺术装置包围。而2008年3月15日，《山谷》在日本的本年度第一次放映将请孙歌做主讲人。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因研究竹内好在日本颇有名气，她的话题将围绕“都市化”展开。
虽然过去二十多年，《山谷》呈现的景象依然触目惊心：在距东京闹市区几步之遥的山谷，聚集着大批打零工为生的中老年男子。这些人或来自贫瘠的日本东北部农村，或来自已关闭的矿区，有些人因伤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涌向大城市是为了谋生，战后经济飞速发展的大城市没有他们拖家带口的空间。他们孑然一人，每天早晨4点半，工人们爬、猫着腰往里钻、一群一群往里涌，潮水一样把职业介绍所的卷帘门拱起来。职业介绍所由黑社会及帮派把持，介绍的工作工资奇低。冬夜，一名无家可归者在地下通道露宿。日雇工协会的工作人员叫醒他，本意是叫他喝一碗粥，免得冻死。但这人惊了，怕了，反复解释：这两天天气不好，下雪了，不好找工作，但是我一直努力找工作，很努力。——后来樱井解释，因为日本的救济金制度很苛刻，拿到救济的人也要设法找工作，否则就取消救济金。所以，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也只好“加油”、“加油”、“再加油”。
大城市的诱惑又比农村多，工人们辛苦一年所得无几，没钱寄回家，跟家里渐渐断了联系，成为跟社会环境脱钩的无家可归者，夏天露宿街头，冬天靠篝火取暖。由于日本素有将无家可归者集中到类似监狱之所的习惯，一般大众和行政部门对山谷的日雇工往往采取蔑视的态度，收容机构把虐待他们视作理所应当。有一个中年农妇到东京找她没有归家的丈夫。后来辗转打听到，丈夫被送去收容机构了，她去这家收容机构找丈夫。结果被人扒光衣服，送到劣等妓馆，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才和丈夫团聚。在东京的阳光下，这对夫妇表情木讷地对镜头诉说他们的遭遇。
一双双看似空洞、漠然的眼睛对着镜头描述：在冬天，他们把一桶一桶的凉水浇在我身上……他们根本不把我当人，拿起刀子，取乐一样割掉我半个耳朵……我不愿意想那些事，每次想起，头疼得受不了……
仅止于残酷，《山谷》不值得人们更多的尊重。不担心冻死的夏天夜晚，山谷的子民聚集在一起办消夏晚会，男人们涂起粉来扮演歌舞伎，没牙的老翁手拉着手摇头晃脑唱古老的歌谣。在知识分子、艺术家、劳动者共同组成的全国日雇工协会的帮助下，工人们拿着简陋的扩音设备和资方谈判。扩音器不由分说塞到对方手上，粗鲁直率的问题逼得对方无路可逃，同时连推带搡，让人想起北野武电影里的恶作剧。镜头从东京山谷漂移到横滨寿町、名古屋笹岛、大阪釜箇崎、九州筑丰……每个有日雇工聚集的地方。在筑丰，罹难矿工自述身世的墓志铭明白如话，却像诗一样。
樱井大造一边跟大家看他已经看过无数次的《山谷》，一边高声地在他认为需要加脚注的地方解释：“19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已经起飞，那时社会刚刚转型，人们消费的欲望和都市的繁华都超过现在，你们可以想象破败的山谷跟周围形成怎样的对比。”
樱井见证了《山谷》的诞生。1980年代，樱井创立的“风之旅”帐篷剧社以山谷为活动据点。在古代日本，生活在河边的贱民——清洁工、妓女等——常常以帐篷作为表演的场所。从1960年代开始，一批年轻人以底层的姿态，重建“帐篷剧场”，把剧场搭到乡野、城市贫民窟等被主流剧场遗忘的地方。樱井大造最早参加的是“曲马倌”剧社，后来创立了“风之旅”。
剧社有编导演、音乐、舞蹈、美术等多领域的艺术创作者，以这些人为圆心，山谷渐渐成为艺术家的聚集之所。《山谷》的第一任导演佐藤满夫便是这些艺术家中的一员。拍摄《山谷》之前，他在几部不很成功的商业电影中做过副导演。在山谷每天的见闻，让他觉得他能做的事就是把一切记录下来。
在DV尚未诞生的年代用16mm摄像机做这样的事情绝非易事，佐藤满夫付出生命的代价。他的后继者山冈强一是日雇工工会活跃的工运领导人，山冈没有拍摄纪录片的经验，樱井和团聚在樱井周围的山谷艺术家从旁指点。
拍摄二十余年，《山谷——以牙还牙》仍能吸引日本的年轻人。“年轻人在失业的时候，就会看这个片子。”樱井大造在北京的放映现场说。
艺术家和其周围社会的互动，樱井大造和佐藤满夫们在山谷的实践提供了“宋庄模式”和“798模式”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不过二十年坚持不懈的放映并没有给山谷带去本质的变化。反而是在纪录片播出之后，“山谷”作为一个地名从日本的行政区划中消失了。2000年之后，手机在日本的普及使得雇工关系越来越隐蔽（一个电话就能确立一次雇佣关系），黑社会不需要以有形的职业中介所网罗廉价劳动力。失去山谷这样一个地理上的聚居地，城市贫民和无家可归者的生死变得更轻。
因此，《山谷——以牙还牙》还要在其专门“放映委员会”的安排下一遍一遍地播下去。而樱井大造则在北京城乡接合部找到了他新的帐篷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