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太多，只争朝夕
——中国户外音乐节观察
撰文：Voiceweekly[作者主页]
中国户外音乐节压轴专业户“痛苦的信仰”在2006年迷笛音乐节唱了一首《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从此愤怒远离了曾经的死嗑青年，中国摇滚的苦大仇深形象从地下抽身而退，那些曾被主流社会避而远之的药物文化、酒精文化、戏果文化，一夜之间被时髦、时尚、粉饰太平、都市生活化的新一代摇滚乐队颠覆。当“痛苦的信仰”再次站在以“宽容”为主题的2008迷笛音乐节现场说出：“摇滚不仅可以pogo，也可以跳舞”时，人们发现“摇滚”于中国青年文化的意义由内而外进行了新的定义，更有甚者，2008首届中国先锋音乐节，干脆以Lou Reed的一首作品作为译名——Sally Can't Dance Festival，这个集中了中国先锋/实验音乐优秀代表的音乐节，以“请勿跳舞”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中国新音乐已经细分，走马观花的人将被清场。中国新音乐依然地下，战战兢兢，但是狭义的朋友/地域圈子文化有了新的升华——以风格作为刻度，新音乐为自己划分了门第。
这就可以理解，曾经最火的迷笛音乐节以集中国内最多元风格的乐队为荣，宁夏贺兰山下的“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大型音乐节以中国四代摇滚人回顾为卖点，而今年，因奥运会而延期的国内众多音乐节，反而出现了细分的音乐节场景：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上海电子艺术节——两场由官方发布的电子音乐节；两大厂派乐队主打的摩登天空音乐节——后朋克、车库、新浪潮音乐纵横的“后北京新声”；继续高呼世界音乐口号的第二届上海朱家角音乐节——与云南雪山音乐节的民谣大餐遥相呼应；上海、北京先后举办的爵士音乐节——官方强势渗入的城市名片产业；自顾迎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新爵士和电子组合的，以大使馆、跨国文化基金扶持的北欧音乐节；而中国先锋音乐节之前，专攻先锋/实验音乐的二皮音乐节已经在杭州举办了三届。
“前迷笛时代”的中国音乐节
1990年2月17日、18日，北京首都体育馆，“90现代音乐会”，中国新音乐史有迹可查的第一次“音乐节”。说归说音乐节，只能算一个雏形，日至今日，很难想象只有6支乐队参加的“音乐节”需要持续两天，刚刚组建的唐朝乐队也只在音乐会唱了两首歌。即便如此，音乐会在当时北京引起了重大震荡，当时媒体这样描述音乐会：“距演出场地首都体育馆一里地之远，不少青年伫立在雨雪交加的街头，等待退票，黑市票涨到50元一张”。崔健在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唱响《一无所有》4年后的“90现代音乐会”，让中国摇滚乐队正式进入人们视野。同年5月，唐朝乐队拿到滚石唱片一纸和约；中国南方口岸深圳举办“深圳之春”演唱会，“黑豹”、“1989”、“眼镜蛇”、常宽4支北京乐队南下演出；7月，“90上海现代演唱组首展”出现了6支上海的摇滚乐队……“90现代音乐会”成为一个信号，它以大型音乐会的形式吸引了媒体和海外资本对中国独立音乐的注意，并刺激了全国摇滚青年的热情。“唐朝”、“黑豹”从那一刻起奠定了中国第一批地下明星乐队的身份。
1998年，兰州乐评人颜峻在当地组织“98新音乐之春——纪念艾伦-金斯堡专场演出”未果，继而转战广州举办了“中国音乐新势力”音乐节。在广州本地的少年宫里，包括来自南昌、广州、香港、乌鲁木齐的地下团体相继登场，“盘古”和“舌头”从那一刻成为新的地下明星，他们更有态度，外地摇滚青年在音乐之外找到了新的精神导师；12月，“以音乐的名义”音乐节在广州展开，参加者包括“NO”、“盘古”、“舌头”、“生命之饼”、王磊、张浅潜、“妈妈”等南方乐队。从音乐节的角度说，外地演出策划人发现了自己的资源，不但拥有乐队，而且还和具有稳固风潮的北京摇滚区别开来。
1998年后全国各地兴起音乐节风潮，但是大多都成为了一次性行为。究其原因，在于二线城市的新文化吸收程度还不强，音乐节的策划充斥了很多业余的成分。1999年3月，唐山“春天来了”音乐会，出现砸乐器事件。2000年4月，大连首届“环保乐舞节”，演出被警察勒令停止。2001年12月，深圳首届摇滚音乐周，演出前一天啤酒商赞助、合作媒体临时退阵，摇滚老将崔健的加盟使这次活动演变成一台追星大戏，与之同台的乐队被哄，几乎难以进行。2001年12月底至2002年1月初，“昆明现代音乐节”，演出场地从原定的大观公园被迫搬到机场旁人烟稀少的国贸中心，早已应允的批文迟迟未下，众多事前联络好的国外大牌乐队一一搁浅，主办方更以一些乐队“擅自去其它酒吧演出”为由而拒付演出费用及路费……从1998年中国摇滚开始火起来为契机，音乐节成为各地音乐策划人的梦想，同时到来的，却是大型音乐节专业运营素质人员的缺失。从简单的Party到动辄上万人的音乐节，热情够了，更需要与体制、商业市场各方面的衔接，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由乐队、DJ、个体户、乐评人等以个体之力催生的音乐节，却没有几个音乐节让发起者、乐队、观众、赞助商都感到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