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支摇滚歌曲，曾让我恶心了半个月。 歌曲到了末尾，吉它、贝司、人声都在速度和力量上达到了极至，一击敲破心底的鼓声落下后，一切归于沉寂。收缩的心灵终于盼来了宁静，正想舒一口气，耳机中突然有人咳嗽一声，“pei——”喷薄而出，余音袅袅，就如一团粘糊糊的东西直接吐到了口里，当时我就差点把这磁带给砸了。
其实，象这类小玩艺在摇滚乐中可说是司空见惯。“摇滚”这两个字，几乎可以容纳声响中的一切垃圾废物，从蛙鸣蝉声、鬼哭狼嚎到机器轰鸣、婴儿啼哭，几乎都有一席之地。如何挖空心思、出奇制胜是唯一目标。无怪乎曾是《读者文摘》公关部主任的查尔斯·平特克曼把摇滚与罗马人将基督徒投入狮群取乐相提并论，认为摇滚是自那以来唯一一种“完全以人的基本本能为诉求的娱乐。”它无非是一帮鼻涕虫的哭诉，小屁孩儿们的悲嚎，毫无价值的玩意。”并认为将摇滚乐与“高雅”音乐并置就如同把台球桌放在大都会博物馆里展出。
偏巧，在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展上，就甚至有与自家厕所内一模一样的马桶可作为艺术品展出，难道真如人们所说：“艺术家都是疯子。”
有人反驳道，“艺术的生命就是突破，超越或曰背叛。”
摇滚乐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口诛笔伐、枪林弹雨中成长。60年代中期之后，情况有所变化，它的巨大感召力（不管其作用是促人奋斗，还是让人堕落）让商人们看到了致富的光明大道。或者可以说，摇滚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未被扼杀于摇篮之中，部分是因为商人与“卫道士”相互争斗，合力抵消了。摇滚乐于是越来越感到自己所视为艺术的作品正逐渐商业化。拒绝异化！勇士们开始了自己的冲锋，最富“幽默感”的要数“滚石”乐队了。在他们1965年推出的专辑封面上印有这样一段话：“搜遍你的腰包来买下这张最过瘾最精彩的唱片吧！如果你没有钱的话，看见那个瞎子了吗？给他脑袋来一下，把他的钱抢过来。你瞧，你不就有钱了吗？若真这样干了，那好，咱又卖掉一张。”
摇滚乐拒绝商业化吞噬音乐，而音乐理念、独立个性的表达、传播又不得不借助于商业通道。这不得不说是摇滚自身的悖论。然而，正是在不断地自我否定中， 摇滚乐杀出了一条血路。否定，这一举动本身展现了它的魅力。那么，摇滚乐要肯定什么呢？那就是张扬个性、反对媚俗（Kitsch）。
“Kitsch”一词，米兰·昆德拉曾多次引用。它源于德语，“媚俗”一词不能从中文字面上直接去理解。昆德拉说：“Kitsch描述的是一种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它并非单指附庸风雅、随大流，而是指作为文化传播者，没有个人创见，把自己放到大众既定的模式思潮中，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
艺术上的背叛意味着砸破外来的道德、宗教、社会规范枷锁，也意味着对艺术传统本身的超越。
“高雅”音乐家主张音乐领域存在着诸如“绝对真理”一般的规则和要领，而摇滚的横空出世，宣告“真理”的破产，因为它已经不再把写作参数、音响标准、力度强弱、形式展开等列为最基本的标准，而在它自成门类的艺术标准中，声音细节、个人体验、形象、技术、时尚与日常情感无疑更加重要。你可以在摇滚乐中听到气势恢宏的交响乐背景，也可以听到简陋的三和弦一贯到底。任何禁区都可破门而入。
重要的不是否定要什么，而是否定本身。也许“否定”，成了终极目标。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第一次背叛不可弥补，它唤来的只是后面一连串背叛的连锁反应，每次背叛都使我们离最初的反叛越来越远。”果真如此吗？或者到古希腊怀疑主义的起点：对一切都不做最后判断，悬疑才能摆脱烦恼，保持内心的宁静。
转载者注（此处我个人的观点仅限于2012年1月21日）：
如果一件事情的展开原本就不是以“反叛”既有为起点，比如就拿音乐来说，由于外在技术的发展，使得艺人可以在新条件下探索声响的更多可能性，我多半会认为这是一个有创新意识的艺人自然而然要去做的事情，所谓“反叛”的形成有赖于既有的东西是否要对这种探索加以遏制或图之而后快（若攻势强大，“反叛”则会生出应对的方策，“融合”便是其中之一），事实上，不管既有的东西有多强大，都不可能阻止探索的进行，既有的强大在于会框定大多数人的思维模式，从而形成一种所谓“人家都是这样的”惯性思维，这种思维有其好处，在对自己不重要的事情上不妨采用这种思维，便可节约下来更多的宝贵时间和精力，但在核心与关键性事情上，得需要耗费你那宝贵的时间与精力去探索一下自己独特的可能性（呵呵！你得非常清楚哪些事情对自己是重要的，这个并不容易，很多人还未开始对自己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探索，就死在这个环节上了，当然，人还是活的）。如果要我在该文最后一段给出的两个选择中取其一的话，我会选择后者，因为我一开始就不是从“反叛”而来，自然更不会有后面的“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