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格里耶曾三次访问中国，他无疑是最受中国读者关注的法国当代小说家，这一点连格里耶自己都感到意外。从上世纪70年代末，格里耶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被翻译成中文，他的影响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达到高峰。但真正读他作品的人，也许并不比谈论他的人多。有人说余华的创作受了格里耶的影响，而余华自己否认了这一点。
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曾与格里耶对话的作家余华、曾翻译格里耶小说的翻译家余中先、曾引进格里耶作品的出版人陈侗，从他们的讲述中，也许可以勾勒出格里耶的“中国形象”。
余华：我的写作没有受他的影响
恐怕除了法国，很难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授予罗伯·格里耶厚爱。
2005年在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和他有过一次对谈，当时他已经82岁了，腿脚不那么灵便，但思路很清晰。给我的感觉，他是一个地道的老江湖，谈话很精彩，但一听就知道那是他已经熟练地回答了几百次的回答。他的去世标志着法国新小说作家的时代悄然结束了。
由于他是20世纪80年代末被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而那时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上百个作家先后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我认为，他不是那种伟大的作家，但他是独特的作家，他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力被评论界夸大了，“法国新小说”作家对于中国文坛的影响力也远没有萨特、加缪他们那么持久。我喜欢他的《嫉妒》和《吉娜》，尤其是《嫉妒》，因为那个窥视者始终未出现。
有评论家认为我的先锋文学叙述冷漠来源于他的“零度叙述”，事实上，我在盐城写先锋作品的时候并没有接触过他的作品。等到了1988年下半年我到了鲁迅文学院，才开始阅读他的作品，那时我的先锋写作早已完成，之后写的是《细雨中的呼喊》和《活着》。当时我和他对谈的时候，他还问过，我的写作是否受到他的影响，我告诉他“没有”。
口述：余华（作家，曾与格里耶有过对话）
余中先：人们读他不多，但谈论他很多
罗伯·格里耶所有作品几乎都被译介到中国。他的作品人们读得并不多，但是被当作论文题目的可不少。最初是上世纪70年代末，《橡皮》等作品的中文版出版，让人们认识了这位法国新小说的旗手。1998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将之前没有译介过的剧本，自传性的作品也都出版了，后来我翻译了《反复》，很难译，平常的一个词语会反复出现，同时，虚构和现实，想象与回忆杂糅一体。1998年，在新小说阵营里，他的功劳简单说是“破旧”，他很著名的一个观点是“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能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作了。”
我想起一个说法，西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有评论家认为当年由于罗伯·格里耶的色情电影在欧洲上映时曾引起不小的非议，而诺奖评委对色情电影并不是很推崇，所以他败给了西蒙，但这也只是坊间的一种说法，听听而已吧。
今年我翻译了他的剧本作品集《桃色与黑色》，希望上海译文出版社有机会早日出版吧。
口述：余中先（翻译家，曾翻译罗伯·格里耶多部小说）
陈侗：他像个坏脾气的孩子
与1984年由官方安排的访问不同，罗伯·格里耶第二次访问的私人性质使他更轻松自如地感受到中国南方的生活气息，作为他的出版人，我陪他与他的夫人共同度过了19天。罗伯·格里耶的认真和坏脾气都是有目共睹的。一次我和他在一个餐厅吃饭，我拿起一块奶酪，但看不清上面写了什么，他没戴眼镜也看不明白，没想到，走出餐厅的时候，他一板一眼地告诉我，那究竟是块什么奶酪。他爱生气也是出了名的。对于记者“小学生”的提问和对他作品不准确的翻译，他不管场合大小就会小孩子一样发脾气。
去年84岁高龄的他还写了一本情感小说，有些评论家并不看好，但我也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版权，找余中先翻译，有人问我，既然评论界批评大于表扬为什么还要引进？我的观点是我相信一个作家不会拿自己开玩笑，即使作品整体不成功也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他自己的注解。
口述：陈侗（出版人，《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的引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