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做乐队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就是纯粹的喜欢，觉得干这个我就能算条好汉吧，干这个我才不会成为“那些人”。过了2002年，生活复杂了，做的事儿也复杂了，想法也越来越多了，有点犯晕。到了2003年，真别扭了，演出演得也不那么爽了。其实这个圈子真的是无名无利，但大家开始莫名其妙地争一些东西，就像木心书里写的那样，“中国人就是在无名无利的情况里争名夺利。”
2002年朱小龙把马木尔带到了北京，我们当时都特别崇拜地去马木尔家看他弹琴，太大师了。大家各色人等都去他家拜访，坐着听他弹琴，每个人都激动。马木尔拿了个冬不拉回来，我们都说这个乐器好听，都想学。当时正好看了个记录片叫《雪落伊犁》，对新疆有一种向往，后来小龙就说组乐队吧，于是后来我们就一起组了IZ乐队，把它当作“野孩子”的一个延续。
加入了IZ，我于是就不和张佺他们住了，独自搬到了天通苑，一下子就感觉那种集体感、归宿感有点变了。以前我的归宿感就在单店，那里就是我的家。我有一个姓陈的朋友，他家的冰箱里永远都有吃的。他总是一次把三天的饭都做全，做上一锅臊子放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买点面条，或蒸点米饭，拌一下就完了。到了天通苑那边，我就经常去小河家，去晓利家，或者骑车骑个20分钟到霍营，霍营有各色人等。但那段生活我有点想不起来，就是经常叫朋友来家里玩，我那阵子特别好串门，跟朋友一玩玩到天亮，大清早天都亮了再一起吃个早饭，各自回家。到了后来搞得人筋疲力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怎么都说不到一块儿，说得天花乱坠，话越来越大，越来越不真。在单店时那种每个人都干干净净、相亲相爱、见面一笑的温暖，到了天通苑就变了，大家开始说那种套话了，说得特别好，但你感觉什么都没说，浪费酒钱。
那时候我们就预感到了空前盛况要落幕，总是感觉有点失重，自己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以前是人抓事儿，那时候就事儿抓人了。“野孩子”要排练，IZ也要排练，但排练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相比之下事情却越来越多、信息越来越多、演出也越来越多。
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转折，“非典”前和“非典”后的生活简直就是两回事。那时候河酒吧关门了，大家的心情都有点涣散，小索和张佺就受不了了，他俩觉得乐队要散了。酒吧可以不好，朋友可以不好，但乐队不能散????年初我们就有点不愿意在北京呆了，心里特浮。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了，身边的人怎么都那么奇怪了，在北京根本呆不住了，就跟着马木尔去了新疆，呆了半年。我在伊犁一个村子住了下来，每天清早7点钟起床，练琴。中午学冬不拉，晚上学弹拨儿，生活又开始正常了。中间又去了喀什和塔什客。北京那边一直在叫我回来演出，我却死活都不想回去，我说我一定要等到这儿下雪。后来有一次北京的人跟我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演出，不来不行，我说好吧，结果就在我回去的头一天，伊犁下雪了，鹅毛大雪。我特地把《雪落伊犁》里的那首歌又找来听了一遍，想着等到回去了之后，我还按照新疆的步调去生活，气沉丹田，绝不改变。结果回去一个礼拜之后，乱七八糟的生活，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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